乌托邦的此时此刻：法国纪录影片《直接行动》中的“保护区”
“当你的拍摄对象是一个激进的主题，那我们该用何种电影形式来呈现它？”
——本·鲁塞尔（Ben Russell）
四月初，巴黎真实电影节 （Cinéma du Réel）的评审团大奖（Grand Prix） 颁给了由本·鲁塞尔和纪尧姆·卡尤（Guillaume Cailleau）携手拍摄的影片《直接行动》(Direction Action, 2024)。
《直接行动》获得真实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左起：电影节总监凯瑟琳·比赞 （Catherine Bizern），纪尧姆·卡尤，本·鲁塞尔，同声翻译人员）[图片来源：巴黎真实电影节]
3月24日，距离电影成片一周年，亦是《直接行动》在“真实电影节上”的首映式。晚上七点半的映场，影厅满座。三个半小时的放映结束，虽已近午夜，大部分观众都仍留下参加了与两位导演的交流问答。这是影片继在今年柏林影展全球首映并获得“相遇”单元（Encounters[1]）最佳影片之后，又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六月初，当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纷纷传出令人担忧的结果之时，在位于马赛的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研究所（IDEAS[2]）所举行的《直接行动》放映讨论会上，影片再次引起关注。
《直接行动》记录了位于郎德圣母村（Notre-Dame-des-Landes）的环保主义社群 —— 在法国亦被俗称为ZADISTE，意指占据保护区（ZAD[3]: Zone à défendre）的人们。1974年，为了适应法国经济与城市发展，南泰尔（Nanterre）北部的朗德圣母村被规划为机场选址用地。随后五十年里，反对机场兴建的运动一直在持续。2008年，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决定重启机场兴建项目，正式公告土地征收，再次引来环保群体的强烈反对声。次年，为了反对土地被征用于开发对环境有害的商业项目，当地农民、环保人士和其他反对者纷纷在机场规划用地上扎营搭起帐篷，并建立了“保护区”自治社会，“保护区”也因此引来更多新闻媒体及社会上的关注。经历了多年与政府的谈话和冲突，ZADISTE取得了初步胜利：2018年初，法国时任总理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宣布政府再次放弃机场兴建计划。“保护区”的人们并未就此离去，而是把这片土地变成了种种社会理想的试验田：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民主自治、集体决策等，郎德圣母村亦因此成为了当下在法国抵抗和占领运动的代名词。
“看到他们的胜利与坚持，让人看到乌托邦在今天还是有其可能性的”，鲁塞尔在放映后的交流中说道，“所以我想去了解这个地方，结识在那里生活的人。”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CASKFILMS）
《直接行动》由四十一个长镜头构成，最长的十分钟。在媒体报道与纪录中最常听到的是ZADISTE的“反抗”声：反对法国的新自由主义政府，质疑现存的消费主义社会，批判警察被政府施予更强硬的权力，反对现行世界秩序，尤其是土地和公共部门被私有化对环境生态和社会造成的影响等等。在2012年及2018年政府几次对郎德圣母村的ZADISTE进行的武装驱逐，双方的正面冲突在媒体报道和网络上更多凸显了ZADISTE作为环保主义激进分子的形象。而在《直接行动》近三个半小时的纪录中，极少有ZADISTE对其环保理念或社会理念的陈述与申辩，影像更多记录的是对他们日常“行动”的观察和呈现：犁地插秧、饲养畜禽、造房子、做面包、制造劳动工具、休闲活动（打耳洞、弹钢琴、下象棋、摇滚音乐会）、邻里做饭聚餐、游行集会海报的制作印刷、录制说唱乐等等。
但影片并非一曲描绘城里人为避世选择乡间生活的田园诗歌。这些人来到郎德圣母村，与当地仅剩的一些农民一同捍卫这片土地的同时，也尝试以此为实验地，迎接所有希望建立另一种社会和生活模式的人，在此共同建立一个集体自我管理的社会。在影片每一个长镜头的时间停留观察中，人们逐渐进入“保护区”这群人的日常劳作和生活。众人携手自给自足，并建立信息传播渠道，无论是用宣传海报，播客平台，说唱乐，抑或是集会游行的方式，都是为了让社会了解郎德圣母村“保护区”存在的原因，存在的形式，以及普及环保知识。在郎德圣母村的ZADISTE亦关注并支持法国其它“保护区”的人们（比如占据法国中西部圣索利地区[Sainte-Soline]的反对者，由此抗议一项水库修建方案对公共水资源及农业造成的影响），大家以此作为一种新的集体抗争方式，不再主要以传统的游行示威进行抗议，而是在一个地方扎根生活，保护一片土地，尝试由此摆脱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社会。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CASKFILMS）
“（寻求）一种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一出拙劣的模仿。” 在“保护区”自建的录音棚内，影片中一位说唱乐手录制歌曲中的唱词。当环境问题推向成为各大国际论坛的首要议程，当“保护区”在法国社会引来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法国年轻的一代，《直接行动》所勾绘的这幅“保护区”的空间肖像画，让ZADISTE的种种理念（政治的、环保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都渗透在影像安静的纪录观察中，具象而又饱满。日常的生活和劳作都不再是简单无谓的重复，而是与他们的愿景紧密相连，是他们设想中的社会“可能性”被点滴实践的过程。
目前在朗德圣母村生活的有近两百人，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直接行动》拍摄于2022-2023年，两位导演选择用十六毫米电影胶片摄影机拍摄。加上录音师布鲁诺·奥泽特（Bruno Auzet），摄制组共三人，每次拍摄都需扛着笨重的影机三脚架在“保护区”偌大的场地移动，即便是遇上抗议人士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的时候。纪尧姆·卡尤说：“我们在‘保护区’待了一年多，近100天的实际拍摄。一天拍一个镜头（最长的十分钟：胶片长度允许拍摄的时间），共用了八十盘胶片，积累了约十二个小时的拍摄素材，（成片）最后用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一年的拍摄期间，两位导演更多的时间是和ZADISTE在一起劳作与相处。“每次回来（城里），我们会冲印拍摄的素材。下次再回那儿拍摄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上一次的拍摄素材放映了和当地人一起看。” 因为两位导演对拍摄器材的选择（没有选择轻巧的数码相机），影机如另一个身体在空间中的存在，其跟随拍摄的情境变化而移动的速度，让电影拍摄和纪录本身也融入了这一“理想社会”的构建过程。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CASKFILMS）
从事影像创作二十多年，美国影像艺术家本·鲁塞尔（1976 - ）因其影像的实验性而知名。他所拍摄的民族志影片 （在学术领域亦归属于视觉人类学） ，打破纪录与实验影像的常规界限划分，结合民族志笔记、观察性的非虚构影像，以及超现实主义虚幻等风格，用影像来记录呈现世界各地不同的群体：族群部落、劳工、无政府主义者等等[4]。纪尧姆·卡尤（1978 - ），在柏林生活和工作多年的法国艺术家、电影导演及制片人，其创作融合影像装置、行为表演、声音艺术等不同元素，表述探讨社会和政治话题。两人在2009年的纽约电影节上结识，因对影像实践的爱好与共识而投缘。2012年，鲁塞尔和卡尤合作拍摄了无声短片《紧缩政策》（Austerity Measures），记录了雅典的无政府主义者社区埃沙切亚（Exàrcheia）。2014年，纪尧姆·卡尤的实验纪录短片《实验室》（Laborat）获得同年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四年多前，鲁塞尔来法国马赛生活、创作与教学。2021年，当他第一次听闻在朗德圣母村“保护区”的社群，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和艺术家，鲁塞尔想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了解这个地方是如何形成的，在“保护区”实在地生活意味着什么。卡尤因学生时代有一段时间在南特尔度过，并有朋友曾在“保护区”生活，便提出牵线领路并担任影片的制作人。而两人在“保护区”一年多的共同经历，让影片自然成为了他们的携手之作。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Shellac）
对纪录电影这一类型，尤其是对其所谓的“客观性”，鲁塞尔一直存有质疑。他更倾向用电影作为媒介本身的描述力 （空间，时长，神情，动作，声音……），将观看影像的人带入每个镜头所构建的空间，去感受和体会发生在眼前的人事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记录和呈现（被拍摄的对象），而是试图通过电影影像本身，特别是在一个镜头的时长之下，探求其所能生发的观看‘体验’。” 这一看似轻易的影像表达手法，要求导演更多的前期准备和实际拍摄之外对一个地方的深入观察。将鲁塞尔某些影像创作视为“民族志”笔记，某种意义上亦是一项“田野调查”工作。但其镜头下的观察、记录以及最终影片的呈现，并不是猎奇者的视角，而是尝试从“他者”身上照见“自身”，共情之外所显现的固有认知中的局限或偏见，由此触发主体思辨。影片的剪辑，也因此成为影像思考与写作的重要过程。2017年，鲁塞尔的影片《好运》（Good Luck, 2017, 143’）纪录了地理、气候与社会环境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矿工们的采矿日常：一处位于塞尔维亚的地下铜矿，另一处位于苏里南热带森林里的非法金矿。这一作品在同年德国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2017）上的影像装置，可以说是鲁塞尔影像表现手法的又一佳例。
无论是民族志纪录影像的先驱或代表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让·胡许（Jean Rouch）、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ner） ，还是通过纪录影像的实验对现实或历史展开批判思考的罗伯特·克雷默（Robert Kramer）、 彼得·沃特金斯（Peter Watkins），抑或从影像的时间向度对社会进行观察、记录及实验性描述的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莎伦·洛克哈特（Sharon Lockhart）、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 ，还有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用影机镜头对人脸肖像的凝视……当鲁塞尔列出这些他所喜爱或欣赏的艺术家时，已显现出了他的影像表达视角。而他对胶片拍摄与长镜头的使用偏好，却并非为艺术电影的表率，而更多是在影像实践中探求影像与时间的关系，影像与“现实”/“真实”之间的关系。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Shellac）
鲁塞尔常用“迷幻式的民族志（psychedelic ethnography）”笔记来定义他的记录方式，因为在一个长镜头时间中的沉浸，观者之身体由此入“镜”中之“境”。并非在其中为之沉迷，而是自身的主体观看意识再次被唤醒。对电影影像作为媒介本身的特性所持有的如此信念与实践，在《直接行动》而言，观众在影像的“此时此刻”中共享的或许并不是对理想中“乌托邦”美好的向往与憧憬，而是每个人在影像之“境”中被释放的建立乌托邦的自由可能性。
注释：
[1]“相遇”单元设立于2020年，作为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重要旁枝之一，单元为新的影像美学与叙事以及纪录影像在电影节上提供一个展现平台。
[2] IDEAS - Institut d'ethnologie et d'anthropologie sociale，归属于爱克斯-马赛大学（Université Aix-Marseille）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3] ZAD一词产生于1962年，原指 “用地保留区” （Zone d'Aménagement Différé）。2010年，环保主义人士用诙谐的词语游戏来对抗其正式的含义：他们保留了ZAD这一缩写简称，但将全称改为 “Zone à Défendre”（保护区），由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媒体和社会逐渐把在“保护区”扎营的人称为“ZADISTE”，这一词开始被频繁使用。2016年，“ZADISTE”被正式收入《小罗贝尔词典》（Le Petit Robert）。
[4] 鲁塞尔的个人网站dimeshow.com有其较完整的创作纪录，其中很大一部分影像作品可在网站上直接观看。
网红帅港警卓Sir：温暖和辛酸并存的艰难之路
新华社香港1月18日电 题：网红帅港警卓Sir：温暖和辛酸并存的艰难之路
新华社记者朱玉 张雅诗 陈其蔓
卓锦鹏与香港警队结缘，起因于一条路遇的狗。
20岁出头的他刚刚考下牌照，骑着摩托车，一条狗突然冲到大路上……
失去宠物的狗主人伤心至极，提出各种要求。于是卓锦鹏报警。
警察看到现场情况，告诉卓锦鹏：你没有责任。
就是从那次起，卓锦鹏感觉到香港警察真的是可以帮助市民的，当警察成为这个大学生的梦想。
香港警察收入高，穿上制服很帅，可以把一米八几的大男孩卓锦鹏衬得更加英俊和男人气……
有什么能阻挡一个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呢？何况走向理想，还可以因此变得多金且更帅。
大学毕业后的卓锦鹏变成了香港警队中的卓Sir，卓锦鹏督察。
但卓锦鹏万万没有想到，入职三年多的他，会在2019年面对这样的日子：48小时吃不上饭，每天要上十几个小时班，五六天回不了家，二十多岁的棒小伙子累倒在路边瘫倒就睡。
还有钢珠弹，打在警察的盾牌上呯呯作响，装满汽油的燃烧弹更是不知道从哪个方向飞来。
香港修例风波的电视直播中，几乎在现场的每一位香港警察嗓子都是哑的，他们要在无比危险的环境中对抗不知道在哪里藏着的暴徒，躲开漫天而来的汽油弹，呼唤伙伴，还要试图扯着嗓子反复说服那些在现场观望甚至在破口大骂他们的人：回家吧，这里危险。
——尽管几乎没有人领会他们的好意。
卓Sir就是在这时，两次被人拍摄下来。一次是2019年9月，一身防暴装的他抱着膀子，冷眼对着对面，脸上有个被暴徒激光枪打出来的绿点——当时他只觉得光很刺眼。
香港警方曾演示用激光枪照射纸张，10秒内便有烧焦的迹象。照射眼睛，可能在0.1秒或0.2秒内，就可以破坏眼睛，甚至会导致永久失明……
没有药物和手术可以挽救。
第二次是他在劝说一个激动的姑娘：“你年轻有为，十几岁吧？用脑子想想，别让人煽动。”
有人评价：警察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特别有使命感，既单纯又爱较真，其中一点表现就是特别喜欢和人讲道理，有种“这明明就是真理为什么你们就是不听劝呢？”的感觉。
卓Sir劝说女孩的视频被人放到了网上，在内地引起了波澜。卓Sir自己2019年9月17号开通微博，然后——
网上扑面而来的热情几乎把他淹没了。网友把他的名字改成“卓有为”，粉丝们几乎人人都会学他那段“你年轻有为啊”。网友们喜欢这位香港警察的帅气，也欣赏他不仅五官正，三观也正。
卓Sir已经收到从内地寄来的超过500张心意卡，每张都真挚得让他觉得温暖而又心酸。
有的心意卡上面写着：多谢你们守护香港，支持香港警察。这些热乎乎的卡片让他百感交集：卡片是内地同胞寄来的，香港警察守护香港，很少听到家乡人的叫好，反而得到内地同胞的支持。
也有人说，香港警方过于克制。卓Sir说，克制这个词其实是外界赋予我们的。你问我们是不是特别克制，反而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那就是我们是跟从指示和规矩去做事。每个地区、每个不同的环境，都会有其执法的方式。我们作为香港警察，有香港的法例，也有一些限制。至于有些情景暴力升级，警察会使用更多的武力去制止事件发生，如果不是必要，我相信所有警务人员都不会想使用最高的武力层次。如果使用最高武力层次，大前提是暴徒先使用了更高程度的暴力。
卓Sir最难忘的是去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号桥的经历。暴徒占领横在吐露港公路上的桥梁，往桥下扔各种危险品，公路被迫中断。
守护这座桥几个小时后，卓Sir接到命令：撤退。但公路已断，他们需要走到可以接应的地方。
被暴徒堵在公路上的司机们以为是警方封锁公路，破口大骂。
这种时候辩解是苍白无力的。骂声中，已经竭尽全力的香港警察们，默默地扛着每个人几十公斤的装备，走了几公里，穿过了屈辱的走廊。
在家乡香港，卓Sir已经被迫删去了社交媒体账号。他的个人资料被“起底”和公之于众。
只因他实现了当警察的理想，全家人都与这个警察一起，深陷于被周围威胁的恐惧之中。
情急之中，卓Sir发给朋友的信息中说，如果香港平安自己牺牲了也没关系。如果真的有不测，麻烦朋友把盖在自己棺木上的国旗做大一点。
因为他个子高，也怕冷。
朋友把这段对话放在了网上，看到的人悲愤不已，几乎泪崩。
那段时间，香港全部的前线警务人员，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每一天安全度过，更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卓Sir们说，从暴乱现场回到家，脱掉防暴装，静下来，恐惧感就会像水一样漫上来。
但，没有退路。
香港可以没有警察吗？
不能。
香港警察可以退吗？
不能。
卓Sir说，香港警察是香港的最后一道防线，香港警察是不可以输的。所以问我香港警察对于止暴制乱有多大信心，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站在暴乱现场，卓Sir看到过不同国家的国旗，甚至还有暴徒损毁中国国旗。
这个27岁的男人，穿着笔挺的制服，坐得笔直，手放在腿上，对着采访的镜头，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香港是属于中国的，毋庸置疑。饮水思源，我一定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但为什么有些人不去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呢？卓Sir觉得，有些传媒或是网上的言论，都刻意地放大了一些负面的资讯，忽略了国家美好、繁荣、兴盛的一面，一句话，成见太深，选择不去接受中国好的方面。
年轻的卓Sir并没有走遍中国各地。但他说，这只是时间问题。
你会去吗？
当然会去。好想去，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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