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微型工业镜头品牌观察丨智造重塑常州：看“小块头”城市挑起“科技自立”大梁|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观察丨智造重塑常州：看“小块头”城市挑起“科技自立”大梁

澎湃新闻记者邱海鸿

6月18日，2021世界工业与能源互联网暨国际工业装备博览会，这个听起来名字有点繁长、但堪称工业装备界的“年度盛会”，将在江苏常州如期举行。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这座苏南工业重镇。

在强手如林的苏南，与苏州无锡相比，常州似乎更像是沉默寡言的“跟班小弟”。若把它从苏南区域抽离出来，将其置身于中国城市百强榜，你会发现，这个似乎貌不惊人的城市，却呈现出其被外界常常忽视的超强实力。

仅以经济规模论，若把它放进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它仅次于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是排名第五（惠州）和第六（珠海）城市的总量之和；若把它放在另一经济大省山东，虽不敌青岛、济南，但与该省的经济“第三城”烟台不相上下；若放在同为长三角的安徽省，常州的经济总量仅次于合肥，是安徽排行第二（芜湖）和第三（滁州）城市的综合。若以人均GDP等“人均指标”来论，常州妥妥地占据全国所有城市的前十强。

但若看其辖区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常州又是典型的“小块头”——其土地面积在江苏13个设区市中倒数第二，人口也是全省居中。外界可能很难想象，常州经济总量虽未迈入“万亿俱乐部”，但工业总产值早已突破万亿。6万家工业企业，近2500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构起其殷实的工业家底。

更了不起的是，200多个“隐形冠军”在这里渐次涌现，100多只工业产品抢占世界一流，常州被冠予“智造之都”头衔。中国工业大奖、工业强基工程项目、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均居全国地级市第一。

作为人口、区域面积偏少（小）的中等城市，常州能在如此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艰难且倔强地活下来，且越活越好，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某种程度上说，常州正代表着中国数量众多、籍籍无名的普通城市——它们没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没有突出的资源禀赋，也没有高等级的行政资源的“加持”，短时间内页无法更变其所处的地缘格局。

当前，城市竞争和城市分化日趋加剧，资源、人口和高端要素正加剧向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头部城市聚集。像常州这样的广大普通中等城市如何在夹缝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和“生存之道”，尤为关键，也备受关注。

澎湃新闻记者调研采访发现，近年来，常州瞄准“智能制造”这一最大家底和优势，正找准定位、增强特色、拉长长板，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打响品牌特色，用“不易被模仿”实现“难以被超越”，打造更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杀手锏”。

如何以智能化再造制造业，革新城市气质、令其焕发新的活力，成为众多工业城市面临的共同的时代考题。而常州的探索，或许能给这些城市带来启迪。

常州科教城航拍图

制造基因：“八龙共舞”轰动全国

假如坐上时光穿梭机，望向上世纪80年代。彼时，苏锡常闻名遐迩，常州则一骑绝尘，成为中小城市的“偶像”和明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常州围绕优势产业，形成了纺织、农机、电子等“八条龙”产业集群，拥有2500多家工业企业，职工25万余人。

其时，金狮自行车、红梅照相机、星球收录机、幸福牌彩电、月夜灯芯绒等“五朵金花”，作为品牌产品享誉国内，远销海外，让常州一时风光无限。当时的常州柴油机厂、常州拖拉机厂被誉为中国农机工业的两颗明珠，戚墅堰机车厂成为了中国内燃机车龙头企业。

常州“小桌子上唱大戏”、“农字当头滚雪球”，被《人民日报》报道后引起全国轰动，“中小城市学常州”的风潮随之掀起。

那时，常州工业的很多经济指标都遥遥领先于国内同类城市。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亚雄自豪地说，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经济学家童大林评价称，在全国中等城市中，常州工业总产值与人均收入均居全国前列，这些是常州的经济实力，也是一种基础优势。

“这个优势的形成，是很不容易的，是常州市的领导者们长期以来不受‘条条’、‘块块’的限制和干扰，按照产业城市本身的发展规律，统一地在全市范围内安排合理的产业结构，充分地发挥一个中心城市的综合经济能力的结果。”童大林表示。

这一时期，缺乏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常州，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智慧，发展乡镇工业，闯出了一条新路，使其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笔下“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之一。

在李亚雄看来，这段“高光”时刻依然可以映照常州当下实现产业的另路崛起。

常州高新区

转型阵痛：“模范生”跌入低谷

“苏南模式”的一大特点是乡镇政府主导企业发展，通过强有力的地方行政力量，整合了包括资金、劳力、设备等各方面因素，集中兴办乡镇工业。

但是“苏南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嬗变，苏州、无锡借助紧靠上海的地缘优势及政策环境，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新一波红利的收获者以及城市的领跑者。

面对国外“洋品牌”及产业的进攻，常州原有的优势产业竞争力不在，逐渐败落下风。常州的经济也似乎给人留下了“泯然众人”的观感。

进入新世纪，常州与苏锡两地的经济差距继续拉大。江苏统计年鉴显示，2001年，苏州、无锡的GDP分别为1760.28亿元和1360.11亿元，而常州仅为672.90亿元。2004年，常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刚突破1000亿元大关，苏州和无锡的相应数据已分别为3450亿元和2350亿元。

正是因为数据下滑带来的压力，常州产生了急于赶超的心态。新世纪之交，经历了一些挫折后，常州干部群众醒悟过来，“如果再盲目地追求扩张，不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土地和环境的制约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对地区和国家的发展都不利”。

常州“痛定思痛”，开始谋划经济转型升级。2007年，常州向社会各界问计求策。同年8月，该市确立自主创新为发展第一方略。这个时期，常州开始直面“苏锡无常”的议论，并感觉到，身处经济发达、竞争也最为激烈的区域，前有标兵在迅跑，后有追兵在狂奔，谋求区域经济应有地位的白热化争夺战，“已使身处江苏第一方阵的常州险象环生”。

为此，常州决意抓住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历史课题，因为在自主创新的战略机遇面前，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

借梯登高：民营企业闯关“断乳期”

据常州政府人士分析，纵观常州的经济发展史，受前述缺乏区位优势、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常州在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标志的苏南第二波机遇“慢了半拍”。

随着中心向周边辐射的衰减，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给常州带来的辐射力远低于苏州和无锡。这也不难解释，后来为什么常州虽大力吸引外资，却依然缺少重大的外资企业和项目，以致于与苏州、无锡形成了产业落差。

相比苏州外资企业多、无锡部属企业较多，常州则以民营企业为主，这被认为是常州的特点所在，亦是常州经济的中坚力量。因而，引导民营经济做大做强，成为多任决策者的施政方向。

常州的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总量中占2/3，其中常州的民营企业又以装备制造见长。全市装备制造业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2%。“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在传统的装备制造业中匍匐前进，转型升级亟待解决科技创新问题。”

为此，常州将目光转向深圳。因为到新世纪之初，深圳经过十年发展，已实现了从一座没有重点大学、“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边陲小镇，跨越为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

常州怎么办？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它们不像大型国企那样有多年的技术积淀，也不像外企的技术源头在国外。可它们又发展到了一个“青春断乳期”，必须要通过产学研合作，到大院大所找技术、找人才。

科技创新又需要载体。2005年12月，“常州大学城”改名为“常州科教城”，在已有6所院校的基础上，又引入研发机构，与常州全市5万家民营企业对接。

循着这样的逻辑，200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接续十余年的“科技长征”从此开始。在这十余年里，纵然常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多有更迭，但是不变的是，每年三、四月份，市委市政府“一把手”带队，领着企业“走出去”对接大院大所，这显示常州对科技和人才的尊重。

到了五月份，常州则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简称“5·18展洽会”），也就是把科教资源“请进来”，把“长征”项目引进来、签下来，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常州市科技局产学研处处长李振华告诉澎湃新闻，对于落户的研发平台，常州可谓礼遇有加。要场地给场地，要设备给设备，还拿出真金白银帮助“起跑”，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比如，南京大学常州高新技术研究院于2006年底来到常州，第一年后新增产值8600万元，而南大从企业得到的技术成果费用也增长了几倍。据李振华透露，目前南大常州高新技术研究院已与常州多家企业共建了50家实验室，技术成果费用达到数千万。

作为常州市推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蓄水池”，常州科教城集聚了42家研发机构，中科院、南京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院所以及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牛津大学、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等海外顶尖研发机构，纷纷在科教城设立研究院。作为常州的“创新之核”，这里的科技人才超过2.15万人，累计入驻创新型科技企业3800多家，成为支撑企业技术研发、产业智能升级的“动力泵”。

对常州来说，当前高质量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产业强链：“国产替代”展现“常州担当”

在新世纪之交，今创集团开发的列车灯具，因为没有申请专利，遭到外地公司“打假”。几乎一瞬之间，公司董事长俞金坤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于是决定与高校院所合作，“借脑”走一条科技创新之路。

2006年，今创集团与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合作的成果，让其声名大噪。据俞金坤个人传记《金色乾坤》描述，其开发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屏蔽门控制系统，开关门无故障次数达到100万次以上，实现了高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发展至今，这家总市值近百亿的A股上市公司，已经跃升为常州轨道交通产业的明星企业。

走入今创集团的公司展厅，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创业艰辛。1988年，43岁的村办厂厂长俞金坤辞职，东拼西凑8万元，加上8个人，在一间闲置的房屋里开始创业，厂名为“武进剑湖五金塑料厂”。

32年来，从塑料五金起步的今创集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敏锐地捕捉到轨道交通产业的广阔前景。今创集团从火车电器产品、灯具开始做，不断上延下拓，延伸至小配件（衣帽钩、窗帘钩），并逐步完成火车整体内部装饰的布局。再往后，又将产品投向地铁、高铁，然后进军海外市场。

通过跨国收购或成立跨国合资公司，今创集团突破了行业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当前，其轨道交通产品已包括内部装饰、设备、电气三大系列，涵盖了门系统、座椅、厨房等千余个细分产品，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轨道交通配套企业。

在常州轨道交通产业上，小俞金坤19岁的戚研所总经理王文虎带领科研团队，创造了与今创殊途同归的奇迹。

戚研所的全称是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属于央企下属子公司。它成立于1959年，经过多轮改制，现在也已是常州轨道交通的龙头企业。

1986年秋，22岁的王文虎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毕业，分配到戚研所从一名见习生做起，设计研发数控机床的刀具。专注科研攻关34年，王文虎也从普通工程师一步步晋升为所长（总经理）。在他的带领下，戚研所成为拥有3个产业化基地、年销售额接近50亿元的大型企业，主要产品涵盖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齿轮传动系统、轨道工程机械等。

中车戚研所齿轮传动系统生产车间。中车戚研所供图

在我国高速列车的历次大提速中，王文虎主导研发的齿轮传动系统因高稳定性和可靠性，完成了“国产替代”。他也因此先后获得200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等奖等奖项。经过更新换代的齿轮传动系统，后来也装在了“复兴号”上。

“该部件经过60万公里运行考核，比欧洲标准多20万公里，设计寿命比‘和谐号’长30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并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工业大奖。”王文虎说。

澎湃新闻记者在常州采访期间，常州市政府人士多次提到，在“复兴号”列车车厢内，目力所及都是常州元素。“只要是车架以上的产品，基本都是今创造的；车架以下的，戚研所等企业也同样能做”。

依托中车戚研所、今创集团等一批龙头企业，常州轨道交通产业链不断增强。经过多年发展集聚，已基本具备了产品研发、配套、制造、商务、物流和整车大修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常州轨道交通装备及配套规上企业203家，2020年实现产值近450亿元。

而像轨道交通产业一样，常州目前集聚了高端装备、绿色精品钢、汽车及核心零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十大产业集群。2013年国家工信部实施“工业强基工程”以来，常州共有16个项目中标，位列全国地级市的首位。

这意味着，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下，常州将利用自身制造业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的独特优势，在实现“国产替代”、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上走到舞台中央，为化解我国制造业的“阿喀琉斯之踵”展现常州担当。

智能变革：常州决胜未来的“杀手锏”

如前所述，中车戚研所的齿轮传动系统、今创集团的自动屏蔽门系统，还有新誉集团的牵引供电系统，都在轨道交通领域完成国产替代，位列国际领先水平。

即使公众在乘坐高铁时不曾知晓这些关键部件由谁生产，但并不妨碍它们问鼎各自的细分市场，以“隐形冠军”的身份默默存在着。

中小企业为了获取上游整机厂商的订单，只能埋头技术研发，要让自己的产品质量最优、价格合理，才能占据不错的市场份额。据常州官方数据披露，在这个土地面积只有4375平方公里（在江苏省居倒数第二）、人口528万（在江苏省排倒数第七）的中等城市，“隐形冠军”竟层出不穷，目前数量已突破200家，超100个产品达到世界先进领先水平。

常州多名官方人士调研发现，德国人口只有8000万（与江苏省相当），土地面积仅有35.7万平方千米（比云南省略少）。德国不算大国，却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强国。

“德国制造”享誉全球，其优势在于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汽车制造等四大优势产业，引领了工业机器人、可再生能源等前沿产业。另外，在全球2734家“隐形冠军”中，德国就有1300多家，独占“半壁江山”，且这些企业都是所在领域的全球市场领导者。

作为中国的“智造之都”，常州以机械制造和装备工业为主的制造业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企业结构，与德国颇为相似。但产业层次、企业实力、品牌知名度上仍略有待提高。

“常州的经济基础在制造业、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未来城市地位的巩固提升也要靠制造业。”常州市主要领导曾表示。为此，执念于制造业的常州提出，对标“德国工业4.0”，支持企业开展自动化、智能化改造，试图从“工业制造明星城”蜕变为“国际化智造名城”。

走进位于常州钟楼区的精研科技公司，只有200多平方米的车间里，27台智能检测设备在数据的指令下，有条不紊地运行着，整个车间只有13名工人。“好在装上了智能云技术搭建的质检系统，智能检测设备24小时工作，一天能检测20万件产品，比人工检测效率提高了30倍。以前需要上千人，现在靠这个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该公司副总经理游明东说。

游明东告诉澎湃新闻，品牌手机厂商下的手机镜头订单，对外观要求极为苛刻，表面不能有任何瑕疵，哪怕是有一个微小颗粒都不行。要是使用人工检测，一件产品要耗费120秒，“人工成本高，效率低下”。

2016年，精研科技董事长王明喜拍板，与微亿智造合作研发智能检测系统。微亿智造公司的智能技术对产品瑕疵进行分析，4秒钟就能识别出不良品。同时，该系统通过5G网络将检测结果传送到大数据平台，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就能了解不良率，据此调整产品的生产参数，达到最优的结果。

随着生产检测数据化、智能化水平的提升，精研科技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因此也进入了多家知名手机、可穿戴设备、笔记本厂商的供应商名单，为他们提供核心零部件产品。2017年10月，精研科技登陆创业板，发展至今总市值超过60亿元。

短短4年时间，常州用上云平台的企业已超过1万家，上云设备达3万多台套。它们实施智能化改造，建设省级智能车间131个、市级智能车间294个。

常州实现高速智能转型的奥秘是什么？“以龙头企业为主导，形成供给、应用同步发展，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常州市工信局副局长刘小平如是总结。

澎湃新闻走访发现，在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下，常州的小型企业也按捺不住了。一家名叫达讯电器的公司，只有十几台设备，年销售额三五百万元。该公司采购了天正工业公司开发的数据采集设备，总经理宋立根据每台设备的实际数据，调整工序和排班，效率提高近20%，“没想到，我们一家小公司也能实现智能化。”宋立说。

据《人民日报》报道，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企业智能化改造后，常州智能车间产值提高约70%，单位产值成本下降约20%，单位产值用工下降约50%。一大批智能工厂和车间投入使用，让常州制造业面貌焕然一新，由此旧动能全面激活、新动能蓄势待发，为常州的经济列车加速跑起来换上了“新引擎”。

前瞻布局：以新兴产业谋“换道超车”

“传统制造要焕发新的生命力，关键是注入新技术、新模式，实现智能化转型。”常州市决策层决定，从2021年起，启动实施数字产业倍增计划，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深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赋能传统产业，推动生产、管理、营销模式变革。

对于代表着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的战略新型产业，常州表示，要抓紧形成“动力源”，在“十四五”期间，打造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工业和能源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碳复合材料、生物医药、空天信息、5G通讯等八大高成长性产业链。

或许是囿于苏州与无锡的夹缝之间，常州长期陷入“大的产业不新、新的产业不大”的尴尬，深刻的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令其学会抓住时机超前布局。

2010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家安德烈·盖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从石墨中分离出石墨烯，因此共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石墨烯，是目前最薄、强度最大、导电导热性能最强的新型碳材料，被称为“新材料之王”。

第二年，常州市、武进区两级政府出资5000万元，成立了全球第一家专业从事石墨烯研发和产业化的机构——江南石墨烯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布局石墨烯研究。同年，总投资20亿元的石墨烯科技产业园在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启动建设，开启了常州石墨烯产业化之路。

常州第六元素材料公司是最早进入产业园的石墨烯企业，2013年，该公司投产了全球首条年产100吨石墨烯粉体生产线。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唐润理表示，作为一种新材料，石墨烯一方面要投入高昂的成本用于研发，另一方面又面临漫长的市场验证周期，多种因素叠加致使推广应用受限，让该产业一度陷入了停滞期。“现在成本已经降下来，性能也渐渐被接受，行业发展正处于爆发前夜。”

与有些城市踩到新能源汽车赛道、项目发生“烂尾”相比，常州引入的另一新能源汽车整车项目“理想汽车”让外界艳羡不已。2016年仲夏，理想汽车瞄准新能源汽车领域，将生产基地落户常州武进国家高新区。项目总投资50亿元，打造中大型新能源SUV，一期设计产能10万辆。

理想汽车的生产车间

这是一次“情投意合”的结合。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对媒体表示，在项目选址时，他跑了国内很多城市，落户常州武进高新区是因为这里已形成规模化的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汽车零部件配套厂商可以本地供应，科教城内众多高校也有着很大的人才优势。

公开数据显示，“理想ONE”于2019年12月正式量产交付后，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该款车型销量突破3万辆，产值一举突破百亿。

这份成绩让人惊叹。而理想汽车所在的常州武进高新区，也希望通过“理想汽车”这一新能源整车项目带动相关联的零部件企业集聚发展，力争在“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达到500—600亿元，为常州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实现千亿规模做出贡献。

澎湃新闻走访调研发现，包括碳复合材料、智能网联汽车在内的八大高成长性产业链正呈现以点带面、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在常州多名政府人士看来，假以时日，这些新兴产业展现出的超强爆发力，或将再造一个新常州，助其在激烈的区域竞争实现“换道超车”。

责任编辑：李克诚

校对：刘威

苹果700多家供应商中，这家中国企业最会赚钱

丨本文由华商韬略原创

丨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丨作者：王中美

全球每3部高端智能手机中就有一部使用它的产品，一半苹果、三星的用户通过它来实现语音功能。这就是中国走出的瑞声（AAC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它不仅占据着寡头般的市场份额，其利润率也在苹果700多家全球供应商中仅次于台积电等芯片商，是苹果体系中最会赚钱的企业之一。

【1】借钱办厂

瑞声科技的掌舵人是潘忠来、潘政民父子，其前身是江苏常州的一家乡镇小厂。

1976年，潘忠来在常州市武进区五金电器厂担任生产技术厂长兼新品开发员，技术和管理上都有一套。工作上的机会，他接触到了从日本进口的“HC-12”电磁式讯响器样品，主要用于报警器、玩具、闹钟等电子产品，用来警示、发声。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这种产品。国内同行都看到了其可观的市场前景，包括潘忠来所在的五金电器厂在内，多家同行纷纷进行研究尝试，遗憾都没能成功。

失败后其他人相继放手，只有潘忠来不死心，他总觉得只要多下功夫就有希望，日本人可以，中国人为啥不行？ 凭借管理五金厂期间的技术积累，潘忠来反复琢磨电磁式讯响器，最终判断其关键技术就是绕独立线圈。

潘忠来认定这个技术既可实现又大有钱途， 为了解决关键技术，他一不做二不休，拿出全部家底又借了一笔钱，办起一家工厂，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研究线圈的绕法。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团队的相关试制成功，产品电磁讯响器也很快投入生产。

量产推出市场后，潘忠来的判断得到了印证，其产品凭借价格优势迅速替代了进口产品，并占领了电子闹钟市场。 两年后，公司销售收入达390万元，净利润更是高达200万元。

时逢中国电子产业在南方飞速发展，潘忠来的业务更多集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为了缩短运输距离、加快交货周期，他决定在深圳成立公司，儿子潘政民成了最佳人选。

1993年，26岁师范毕业刚一年的潘政民，放下手上的教鞭，奉父亲之命回家帮忙打理生意，执掌深圳瑞声科技。

【2】站上巨人的肩膀

大部分新兴企业在开拓新市场时，都会遵循哈佛教授克里斯滕森推崇的“破坏式创新”，即避开领先企业的直接竞争，寻找其盲区，将新技术、新产品以颠覆性的低价卖给非主流市场，最终对领先企业的市场价值链进行渗透式破坏，实现反超。这是小公司容易走的路，且在商业领域屡试不爽。

与瑞声一同打入苹果供应链的中国同侪、欧菲光电、浙江舜宇光学等，都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先在中低端市场练兵，再逐步渗透国际大厂。

尽管当时的瑞声在行业内稍有建树，但相较电子工业发达的日本、美国、韩国等同行，瑞声仍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兵，在技术与资本实力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潘氏父子却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路径。

潘政民到美国后，首先把目标瞄准了当时的手机巨头摩托罗拉。这种“一步到位”的理由也很简单，站在巨头的肩膀上，不仅可以看得更远，还有巨头为自己的实力站台， 何乐而不为呢？

彼时，摩托罗拉已在市场上率先推出翻盖手机，体型小巧精致，便于携带，一上市就受到追捧。以此为趋势，与之配套的微型扬声器、受话器无疑也将成为电子界的新宠。潘政民决定放手一搏。

初来乍到的小公司，想得到巨头的垂青当然没那么容易。潘政民几乎每个月都带着翻译去摩托罗拉总部拜访，但从来没人理，倔强的潘政民居然就这样连续去了两年。

直到1999年，似乎老天也看不过去了，给了瑞声一个机会。摩托罗拉一款手机扬声器的日本供应商出了差错，采购主管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个有韧劲的中国年轻人，他和潘政民说：限期15天，做出一款微型扬声器。

潘氏父子太清楚这场大考的意义，使出全力来应考。老潘立即赶到了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找到著名声学专家沙家正教授，协助公司搞研发。该研究所由已故世界级声学大师、中科院院士魏荣爵创建，不仅在国内一流，在国际声学领域也举足轻重。

借助强大的技术后盾，15天后，瑞声成功开发出微型扬声器，并得到摩托罗拉公司的认可。 由此，瑞声与摩托罗拉正式握手合作，成为摩托罗拉微型扬声器的最大供应商，每年享受其几千万部销量带来的丰厚红利。

【3】模式之变

与摩托罗拉合作，瑞声的日子过得挺滋润，不仅日进斗金，还在行业内打出了国际名声。但如是几年后，潘政民渐渐有了一种忧虑。

当时的瑞声除了核心技术外，作为中国制造企业，劳动力低成本也为公司贡献了很大的价格优势。一天，潘政民忽然想到，如果竞争对手也把工厂迁移到中国呢？ 很显然，瑞声必须提早布局，继续强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摩托罗拉因创新不足风头渐衰，市场份额被三星逐渐赶超，这种残酷的商战给上游供应商瑞声敲响了警钟：如果单纯委身于一个客户，为其提供有形的单一产品，则必死无疑，如果能让下游的厂商都成为客户，市场怎么变都不怕。于是，做出一个强大的研发设计平台，为不同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被提上了瑞声日程。

他们随即便展开了针对研发实力的强化，除了与国内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钢铁研究所合作外，还在美国、瑞典设立研发机构，与当地知名专家和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

经过一段时间东奔西走，瑞声最终形成了研发“三梯队”，第一梯队设在美国，负责搜集情报，决定战略；第二梯队设在南京大学的声学研究所，负责将声学理论转换成实用产品；第三梯队设在深圳，主要解决生产中的工艺问题。

同时，瑞声还着手垂直整合产业链， 原材料绝大部分都由自己生产，包括模具、五金冲压零部件等都在公司系统内完成，不仅让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在性能和创新周期上也都有了深层保障。

凭借着综合优势，2005年后，瑞声陆续拿到索尼爱立信、诺基亚、三星、高通及厦新、波导等数十家国内外一线手机品牌订单，帮助各家量体裁衣设计并制造产品。

其后几年，手机市场竞争进入白热化，瑞声却因“量体裁衣”的独门密笈未受丝毫影响，销售额反而逐年上升。当时国内的电子元器件行业平均毛利率不超过15%，瑞声则达到48%以上。

做好万全准备的瑞声，很快迎来了另一位巨头。2010年，苹果iphone4携Siri功能上市，一举奠定了智能手机中的高端霸主地位。苹果的供应链原则向来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合作对象，瑞声凭借无可挑剔的品质和富有竞争力的价格成为最大赢家，相关人士透露称，iphone内置的微机电麦克风，高达五成由瑞声供应。 另一方面，iphone所需的高规格电声组件也在苹果的带领下，广为智能手机厂商采用，瑞声由此分享了更多智能手机带来的红利。

这个时间点上，瑞声可能会特别感谢昔日的合作伙伴摩托罗拉。

相较传统麦克风，微机电麦克风体积小、可消除噪声、灵敏度高，它原本由拥有70年历史的美国楼氏电子于2003年研发。当苹果引爆这一市场需求时，楼氏无疑是最大赢家。不过瑞声很幸运，在摩托罗拉的帮助下，他们早早便拿到了楼氏的技术授权， 而且还发挥中国企业惯有的微创新能力，在其基础上提供了更适用于iphone的技术要求，从而在苹果供应商大战中反超了楼氏。

在苹果的加持下，瑞声业绩连年走高，华商韬略（公众号：hstl8888）梳理其2013年年报显示，其当年营收80.96亿，净利润达25.71亿，利润率远超其他同行。

【4】让台湾对手惊愕

瑞声的崛起不仅引发大陆关注，还引发了台湾同行的危机之忧。

2005年瑞声在港上市时，港股电子股还是富士康、翰宇博德、巨腾等一众台商的天下，瑞声只与台湾对手美律规模相近。8年后，瑞声营收一跃变为美律4倍，获利更高达17倍，令台湾电子业界难以置信。

台湾媒体据此报道称：中国手机零组件公司，正在全世界声名鹊起，甚至威胁到台湾全球智能手机军火库的地位。更有业者直呼，“瑞声是中国电子业凤毛麟角的‘奇葩’”。

电子行业一直是台湾引以为傲的强势产业，其间涌现出全球顶尖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建立起一整条IC供应体系。联发科芯片设计、台积电芯片制造、华硕和宏碁的PC零部件生产、整机组装等，都曾是电子供应链上的领军者。仅苹果产品供应商中，就有40多家来自台湾。因此曾有人豪言：没有台湾，就没有世界的高科技。

在台湾业界眼中，大陆电子业由于起步较晚，还处于代工和山寨阶段，少有自主品牌，利润率更得低得可怜，与台湾不可相提并论。尤其是美律，不仅是台湾第一大电声元件厂，在全球的排名也仅次于美国楼氏和日本丰达，位居前三。瑞声却在不知不觉中将王冠抢去，美律好半天回不过神来。

其实，不是美律们太轻敌，而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以市场为生命的企业稍有迟缓就会被新进者拍死在沙滩上，所谓“不进则退”。

能做到世界前三，美律掌舵人廖禄立亦是精英，楼氏的微机电麦克风刚面世，他就预感到该产品的市场潜力，随即与相关研究院组成联盟，投入数亿资金进行了研发。但由于技术和供应商等诸多原因，终究没能量产。 廖禄立认为这是美律没能打入iPhone供应链的关键所在。

能否搭上苹果这只巨擘之船，对手机零部件厂商而言，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2017年1月9日，苹果在iPhone发布十周年纪念日上宣布，iPhone累计销量已突破10亿部。即便苹果采用的是一种部件多家供应商制，巨大的市场基数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都是极大的诱惑。美律没能上船，万般遗憾也是情理之中。

因为苹果供应链之争，美律和瑞声的两岸对局一度成为焦点。业内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律败给瑞声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瑞声的自动化生产。

早在中国工资飞涨之前，潘政民就未雨绸缪，找来荷兰企业帮助规划自动化生产线，仅在根据地常州，这种生产线就多达70多条。瑞声原来每生产1万只扬声器每天需要17个人，自动化后只需要6个人， 其自动化程度堪称业界之冠。

这不仅帮助瑞声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提高了产品的精密度， 而苹果在这方面的要求近乎苛刻。美律则一直依赖人工组装，产品精密度难以达到要求。

【5】任人唯“能”

因为台湾电子产业过往的名头更盛，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台湾和香港媒体误以为瑞声是台湾企业。另一方面，在类似说明会、记者会等大部分公开场合，代表瑞声侃侃而谈的，常常是操着浓重台湾腔的两位高管——杜光洋和朱鹏飞。真正的掌舵人潘政民，虽然富豪榜上早有其名，身价数百亿，却行事低调，很少接受采访或参加公开活动，公众对这位神秘领袖鲜有了解。

但在几位台湾籍高管眼中，潘政民眼光、胆识、胸怀均异于常人， 瑞声能有今天，被认为与潘政民个人能力息息相关。一位瑞声前董事毫不掩饰对潘政民的赞赏：“比起台湾科技天王毫不逊色。与他交谈，会想，哇！这就是以后的林百里、郭台铭。”

潘政民是子承父业，但瑞声却完全不像家族企业。瑞声上市前引进了包括美国纪源资本在内的风投股东，潘政民交代，董事席次他只要三席，其他五席，由风投帮他找利于瑞声发展的专业人士担任。 如此少见的慷慨让风投大为惊讶：“这个人是来真的！”

于是，纪源资本在给瑞声注资之外，还帮忙找到了两位专业人才：杜光洋、朱鹏飞。

杜光洋曾任台湾摩托罗拉总经理， 拥有超过30年的电子制造业管理经验，进入瑞声后担任营运总监，负责销售及市场推广。

财务总监朱鹏飞曾在康柏电脑任职， 此前便已拥有超过20年的国际经验，先后坐阵多家科技型公司。

董事会主席更是大名鼎鼎的科技大佬许文辉。 其曾先后担任新加坡电信集团主席和新加坡航空公司集团主席。在新加坡电信期间，许文辉成功将其转型，从一个国内公司转变成为上市公司，并将业务发展到海外，成为亚太地区领先的综合电信服务供应商。

执掌新加坡航空公司时，许文辉遭遇多事之秋，“9.11”恐袭，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爆炸，SARS疫情肆虐，石油价格爆涨……重重困难下，许文辉不仅带领该航空公司渡过难关，还保持了盈利，并于2005年刷新最高盈利纪录。

如此豪华的董事和高管阵容，可谓群星闪耀、熠熠生辉。借此，瑞声不仅完成了去家族化，还成功导入了国际规格的营运、财务制度，推动了公司专业流程的优化。瑞声从一家常州家族企业，晋身为国际一流科技公司。

出众的业绩伴随着虎狼之师，瑞声一直备受台湾业界关注。在得知瑞声收购了日本大阪和京都的光学镜头设计公司，准备进军手机高像素镜头领域后，台湾随即便有大量媒体报道称此举是直接向台湾最大同行大立光电的宣战。

从1993年创立至今，20几年里，外人眼中的瑞声走得顺风顺水，股价也一路狂飙涨了32倍，但 搏击于商海，潘政民的危机感时时存在。 他曾在心里做过无数假设，试想各种不同情境下瑞声被逼向绝路时如何应对。也因此，他养成了未雨绸缪的习惯。

比如，被潜在对手超越怎么办？ 他选择了并购， 不仅并购了韩国AAC研发公司，还控股了新加坡国立微电子研究院。

又比如，在各家都为进入苹果供应链而挤破头时，他想到了如果有一天苹果抛弃瑞声怎么办？对此，他选择了不断拓展产品线。 到2016年，其触控马达、射频天线、光学器件等非声学产品营收已渐撑半壁江山，业务涉及咨询科技、消费电子、家用电器、汽车以及医疗仪器等众多领域，并同30多个世界知名品牌达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至于未来结果会怎样，对潘政民而言，只要能顺天时、尽人事，则别无所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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